7年前，一场恐怖袭击使纽约世贸大厦轰然倒塌，原址重建工作举世瞩目。在来自全球数千份竞标方案中，一位犹太裔设计师脱颖而出。6年时间，耗资33亿美元，建成一座安全性能最完备、高度世界第一的新世贸大厦。

丹尼尔·李博斯金，因2003年2月获选为9·11事件后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重建项目的总体规划建筑师而扬名世界。1946年生于波兰，父母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童年生活在冷战的阴影下，1957年随家人迁往以色列，1959年定居美国纽约，后立志成为建筑师。二十年前，他曾是个默默无闻的建筑理论研究者和教书匠，虽然笔耕不辍二十余载，但那些抽象的、高深莫测的设计手稿总是被束之高阁，从来没有变成过真正的建筑。他的代表作，也是他第一部被付诸实践的设计作品——德国柏林犹太人博物馆，用无声却撼人心魄的语言书写了犹太民族充满苦难与血泪的历史，耗时十多年才建设完成，是世界建筑史最具争议的作品之一，李博斯金也因此而跃升为21世纪世界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大师之一。此外，他的作品还包括英国曼彻斯特帝国战争博物馆、美国丹佛艺术馆、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旧金山当代犹太博物馆等。李博斯金说：“伟大的建筑，一如伟大的文学作品，或者诗和音乐，都能说出灵魂深处的精彩故事。”对于他来说，建筑可以是一个叙述故事的载体，一个疗愈伤痛的空间。倾斜的地板、不成直角的墙角、令人心悸的“流放的花园”、“大屠杀塔”中由罅隙倾泻而下的光、无尽反射的水晶体，没有一个空间不让人驻足冥想，不充满了李博斯金对生命、家族、历史、文化及对建筑本质的省思。(文/央视国际)

                                2008年1月3日於追远堂  

　追远堂按：这是昨天本学期最后一课的内容，事先写了这份
演讲辞，但并没有完全按照文本讲，有些内容忘了讲，另有些
临时发挥的内容，也未增补。但课堂所讲基本上与这内容一致。

在座诸君：你们好！

    我到法大已经整整四年，开了四年的课。今天是你们这学期的最后一课，我和大家已经一起度过了美好的17周，如果包括今天，总共是27个小时。在这27个小时里，我有幸和大家一起回到遥远的中国古代，去遐思我们的祖先是怎样的生活，那一切都让我感动。
    说到最后一课，我们很自然地想到都德的那篇著名小说《最后一课》。我们没有他们当年法国人那么惨，但这最后一课，于我却是伤感的。我不打算再讲任何与这门课程相关的内容，因为那是讲不完的。今天我只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地来尽一个教师的职责，那就是跟在座诸君聊聊我们每个人都正在经历的人生。

    早在一周前，我就在想，我应该怎样讲这最后一课，以前各个学期的最后一课，我总是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看法告诉大家，但这些话，我在以前的课上都已经讲过，再讲并没有太大意义。以前各个学期，我犯下一个严重的过错，就是更多地只是进行知识性宣讲，然而，这两年，尤其是今年，我越来越觉得这样做一个教师是有限的，也是远远不够的。在我与在座诸君有限的交往中，我更深切感受到的是朋友们对人生问题的关切，而无论求诸他人，还是我自己的经验，这一思考和探索远比知识性的学习更为重要。

    是的，你们正处在花样年华，与你们相比，我已经太老了，几乎是你们年龄的两倍。你们降生的那一年，如果是1987年的话，那年的年初，中国大学生第一次自发地走上街头，用他们的激情和热血、真诚和青春向政府呼吁政治改革，但是没有结果——甚至比没有结果更糟糕；两年后的1989年，那时候你们才3岁，那年的初夏，更多的大学生，用更多的鲜血和青春去唤醒这个沉睡的国家，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鲜血留在了广场，这个现在只躺着一具尸体的广场，当年的鲜血是不可能洗净的，它比一切有形的墓碑更为久长，就像我的同事海子把自己留在山海关，成了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首诗。这些人的名字被人从户口本上永久删除，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而你们中甚至可能有人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然而，对于我们，对于经历了那个年代的我，却是一生中最重大的社会事件，它已深刻地影响我的一生。

    再过一年，这件事情就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时光为什么过得如此之快，我们来不及流泪，泪却已经干了；我们来不及回忆，回忆却已经变成了失忆。但我知道，和我一样经历过这件事的人，会永远将这件事留在心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翻出来祭奠一番，那代表着我们的青春，代表着关心天下兴亡的青年人第一次的梦想破灭，代表着与这个社会初恋的失败，它不可能不是铭心刻骨的。
    我从来没有写过演讲稿, 这是第一次, 大家知道我没法用教案讲课, 那样我会张口结舌。但今天, 我似乎觉得有写下这篇文字的必要, 至于是不是会完全按照这稿子讲, 我自己也不知道。

    人的一生里会遇到许多事, 有小事, 有大事, 有些事发生仿如没有，有些事发生了就再无法遗忘,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不能遗忘的人和事, 当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 这些就构成了一生。

    你们这一生将怎样度过？这是你们一定在考虑的问题，你们也一定带着无限的憧憬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问之万人，答案相同，就是希望过得幸福。

    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幸福？

    《现代汉语辞典》说: "1.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2.(生活.境遇)称心如意。"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则说: "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 在他生前和葬礼前, 无人有权说他幸福。"
    拉罗什福科，法国17世纪的思想家说: "幸福在于趣味，而不在于事物。我们幸福在于我们拥有自己的所爱，而不在于拥有其他人觉得可爱的东西。"
    方登纳，一位17.18世纪之交的法国作家说: "幸福就是人们希望永久不变的一种境界。"

    关于幸福，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人言人殊，我就不再举例子。法国作家莫洛亚有一篇演讲，谈幸福，他说构成幸福的核心是把自己心中自有的美传达给外界的一种精神状态，人所祈求不变的也是这种精神状态，而不是具体的物象。我很认同莫洛亚的这一说法。

    但是, 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因为人除了灵魂、精神, 还有躯体，还受着七情六欲等等诸多物质性存在的困扰。《论语》里的颜回能够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玫瑰》里说一天两片面包，依然能够快乐地天天朗诵普希金，至少他们都没到彻底断炊的境遇。如果人的基本欲望无法得到满足,人就会一天到晚渴望这基本的满足, 没办法, 这是人性。
    我相信，只要不发生战争，不发生大饥荒，一般而言，你们将来不会发生因物质极度困乏而造成的痛苦，所以这个问题并不那么迫切。但是，物质性的躯体会生病。25年前的1983年，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孟晓云女士曾经写过一个感动了全中国的真实故事，一位在那个国家精神病时代深受迫害与蹂躏的学者钱仁宗，无论在什么样的恶劣境遇中，他都热爱学习一切他能接触到的知识，最后他终于苦尽甘来，调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就在他即将展开鸿图之际，突然病倒，一个月后去世，他得的是肝癌晚期。我所知道的看过这篇报告文学的人，没有人不是流着眼泪读完的。人在这样的境遇面前，是无话可说的，谁也无法与死亡抗衡。但是，一般性的疾病也是很折磨人的意志的，不过，一个本性乐观，时常充满幸福感的人，在面对疾病甚至绝症的时候也许会更有力量。中山大学的程文超教授便是如此，他明知自己得了绝症，与癌症整整斗争了12年，就在最后的弥留时刻，他的哭还是为他妻子的憔悴而哭，认为自己拖累了家人，他自己则依然保持了昂扬工作的精神状态，这是极其了不起的。

    除了疾病，生活的不安定，也会严重影响人的幸福感，一个居无定所的人，除非酷爱流浪，一般而言，很难幸福。你们毕业以后，如果出去工作，最初肯定要经历一段居无定所的阶段，除非住在父母家里。但是，这些问题随着你们的努力工作，一点点都能够解决。

    我今天着重要和诸君讲的问题不是这些纯粹物质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你们将来一般都不难解决，除非过于物欲的追求，那是另一回事。

    我今天最想讲的是，假定我们在物质层面的基本问题都能解决，如何获得幸福，如何像前面说的那样将自己心中的美传递给外在的世界，使得自己永远保持着这样一种美丽和谐的精神状态，保持了这样的状态便是幸福。

    这当然涉及世界观问题，涉及信仰问题。但这些都是各人自己要去解决的问题，我不能在这里布道传教，信仰在一定意义上是隐私，所以我不打算谈这个问题。
    但是信仰之下, 应该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获得幸福的方法。依我之见, 这个法门只有三个字：

    爱和创造。

    一个心中充满爱的人，无论是对什么的爱，都将会是幸福的。因为爱是忘我，是付出，是为了别人快乐，为了别人幸福。英国的詹姆斯.里德写过一本《基督的人生观》，对于完满人生有个三条件说，即一个最终的目标，这涉及信仰，人有这样的最终目标，就能将日常生活的所有行动都统一到这一目标之下，而不会发生虚无感的问题；是否为自己一个人活着，如果仅仅是为自己一个人活着，这人不可能幸福，因为太自私，太有我；是否能够处理遇到的一切事情，这是前两个条件的延伸，没有前面两条，人就无法处理遇到的所有事情。因此，爱就变得极端重要。爱是付出的概念，而不是获得的概念。

    你们正处在青春年华，你们遇到的第一个爱的问题就是爱情。我不知道在座诸君是否都经历过爱情，这是你们必经的人生一课，是这个年龄段里最重要的一课，不管男女，在你们大学毕业之前至少应该恋爱一次，无论成败，成功了，结为百年之好，这是最理想的，不成功，那也是重要的人生经历，没有经历这样的阶段，人往往难以最真切地理解爱是什么。由于你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思想比较单纯，对感情也更能付出，一旦将来工作了，要保持一种比较单纯的情感就有难度了，即使你单纯，而别人未必单纯，所以学生时代的爱情就变得很重要，因为只有在心灵比较纯净的状态里，才能体验到真正爱情的分量，才能真正清晰完整地体验爱一个人，愿意为一个人付出的感情状态是什么。
    中国人向来缺乏情感教育，包括我自己在内，至今并不真懂得如何与异性相处，你们也不妨自问，有没有与异性相处的能力。你们现在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比我们正常得多，我们那时候的人与爱情为敌，视爱情为洪水猛兽，大学生谈恋爱都会被找去谈话，校纪校规里直接禁止学生谈恋爱。如果中学谈恋爱那就绝对是道德败坏！可以想见这个国家对待情感的主流观念是多么愚昧！但你们比我们要幸运，你们接触到的这个世界至少比我们那时候稍稍多一点温情，多一点爱。

    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不要轻易地把爱情和性混为一谈，性固然是基本的人欲，但并不总是与爱情同在，在你们这样的纯情阶段，我以为应该更重情，而不是性。如果感情未到，急于性结合，可能恰恰是最伤害情的，它可能导致的恶果是你不管经历多少性，也无法体会爱到底是什么。看看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电影《情书》，还有川端康成的小说《伊豆舞女》，也许你们会从艺术家的作品中获得一点感悟：情与性不同，有时差得很远，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在它们不能统一的时候。
    有过了爱情，无论成败，你们就不再是少年，你们长大成为成人。于是，你忽然发现，你会爱你们的父母，爱你们的朋友，甚至去爱陌生人，而以前这个字只是用来说的，从此，你可能不再会说个字，却会去做，甚至是完全默默地做，以至于怕被爱的人知道你做了爱他们的事情，这个时候，爱早已升华，有点类似英文里的圣爱，或者更通俗的说法是博爱。无论哪种爱，只要是真情真性的爱，往往离宗教信仰很近，而爱情最容易达到这一点。俄国大文豪蒲宁的小说有爱情的百科全书之称，建议你们去读一读他的《爱情学》，也译为《爱情法则》，他的其他爱情小说也是美轮美奂，你们有兴趣都可以找来看看。

    爱是通往幸福的有效途径之一，还有一条道路，也通往幸福，就是创造。

    创造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有思想的创造，有艺术的创造，有技术的创造，生活的创造，各种各样的创造都会使人达到幸福。
    创造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好奇心，好奇心在本质上是什么，是自由！这个学期以来，我一直在竭力地督促你们能够自由地思想，抛开以前那些垃圾教材，要触动你们自己的强烈求知欲，当你们打开了自己这扇思维的自由之门以后，你们就会发现，人类的知识世界是多么美妙。这个年龄段，就是你们博览群书的年龄，离开了大学，你们将会发现，读书的时间会大大减少。所以我热切地希望你们考试成绩不要太好，更多的时间应该用在读教材以外的书，你们要在大学时期，打下人文、科学知识的基础，这个基础包括神、文、史、哲、科、艺。

    神，是神学, 就是与信仰相关的一切书,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巴哈依教、印度教……, 与这些宗教相关的书统统都可属于神学范畴，找几本经典的介绍性的好书，接触一下，就会在你们的人生观中留下一个伏笔，也许哪天开花结果，你发现自己有信仰了，那我祝贺你们；

    文，是文学，诗歌、戏剧、小说、散文、评论，人类数千年来的文字艺术精华都在这里了。尤其要多读诗歌和小说，例如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清诗，以及现代诗中的精华，例如顾城、海子等等，还有一些译得不错的外国诗。小说中，《红楼梦》、《战争与和平》都应该读，前者是中国小说的顶峰，后者是外国小说的顶峰，当然还有很多一流的外国小说，作家太多就不举例了。

    史，就是历史，这方面的书也是数不胜数，中国的，《史记》总该读吧，本来前四史都应该读，但你们可能会说时间不够，那降到最低标准，《史记》是必读的中国史籍，如果有时间也应该读《资治通鉴》，至于其他的史书，就看你们自己的兴趣了，不过，比较像样的通史性的作品必须读上几部，例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至于其他的通史著作没见过特别好的，不读关系也不大。但是，如果对其文字以及思想本身要求不很高，仅仅是知识性需求的话，吕思勉先生的一些通史性作品还是值得读的，例如他的《白话本国史》。外国史方面，可选择的范围很广，例如美国拉尔夫主编的《世界文明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系列等等，就不再举例子了。

    哲，就是哲学，古往今来的哲学著作很多，应该从哲学史入手，我的经验是德国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最好，其次是美国梯利的《西方哲学史》，至于那部名气很大的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并不喜欢。看了这些哲学史著作之后，你自然会知道自己应该看什么具体的哲学著作。

    科，当然是科学，这方面的书，我们主要是读科普性的读物，例如阿西莫夫的书，卡尔.萨根的书，还有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等等一切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普作品，这些书有助于我们摆脱科盲这尴尬的身份，扩大我们的视野；

    艺，就是艺术，范围很广，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建筑、影视……，这些不但要从形成文字的文本去了解，更重要的是要亲炙，就是亲身接触，有些甚至去学习具体的艺术创作方法，艺术创作是最直接感受世界的方式，因此对人的影响巨大，这是一个纯粹以美为表达对象的世界，对于人格的培养以及道德素养的培育都至关重要，请大家不要误以为艺术只是一件奢侈的事，“美学是伦理学之母”，这是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在受奖演说中说过的名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往往是与善连在一起的。
    我希望诸君对上述这些所有人类智慧的积累都能够有兴趣，都有强烈的好奇心，有强烈的求知欲。如果有了那么广阔的视野和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你们最终必将很清楚地知道最喜欢做什么事，有了你毕生喜欢的事情，你热爱它们，你就会自由地去思想，去创造，而创造将使你的生活永远充满新生的力量，永远充满活力，使你的精神灵魂生命永葆青春。因此创造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它会在给你带来幸福的同时，也会给他人带来审美的愉悦。创造也是人世间所有事情中最美好的事之一。

    如果，你们在大学期间打下很好的各方面基础，包括人文、社科、自科，那么你们的这颗心灵就不会是乏味、枯萎、老化的，而将是活泼、新鲜、年轻，充满创造力的，这样你无论从事什么方面的工作，你都将在工作本身中找到创造的乐趣，即使工作本身不允许你们发挥太多的创造力，你们也会在工作之外，过上十分充实的生活，而充实的生活，就是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它也能够帮助你们抵御生活中的许多艰难，让人在艰难中有寄托，有乐趣，有希望。

    课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该讲的话，能讲的话，也基本上都讲了。离开这个教室，也许我和诸君还会在许多地方相逢，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我这位忘年朋友，如果需要我的帮助，只要我能做到，不与我的原则冲突，我都会尽力帮助，我可能因为粗心而犯下一些过失，如果因此而伤害过你们，请你们原谅我的过犯。

    在座诸君，下课的铃声也许马上就会响起。无论将来你们会在哪里，无论你们将来从事什么，我祝愿你们永保一颗单纯的心，一颗充满爱和美的心灵；我祝愿你们获得一颗富有生命力、独立而自由的灵魂；我尤其要祝愿你们每个人，无论在多么肮脏卑污的环境中，都持守着自己永不被玷辱的卓越人格。

    在座诸君，谢谢你们与我一起度过这快乐的18周27个小时。我为你们骄傲，祝你们幸福！

            —— 许锡良

              
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是最重要的阻止中国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有人也许可能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中国历史就是一个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而且外来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一直在中国并行无阻，这不是开放性又是什么。确实，中国文化并无强烈的宗教排他性。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文化是开放的。融合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主要是在细枝末节上，特别是器物文化上，而非思想价值观念上。而作为思想价值观念的科举考试制度、官本位制度、皇权制度、祖宗崇拜制度、迷古好古的倾向，一直是没有改变过的。至于宗教的进入，只有当他有利于或者至少不妨碍于中国的官僚体制的时候，才不会遭受迫害。另外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世俗的功名利禄和家庭宗族的文化。所以，对外来的真主、耶稣或是如来佛，都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任其发展，但是前提是不能动了政治体制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理念。因而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是放弃了宗教精神领域的照管，也无力与真正的宗教分庭抗礼，于是显得就宽容了，开放了。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是意外遇到鸦片战争，遇到真正强劲的不仅包括宗教精神的文化，而且还包括世俗功利的文化，特别是政治经济上的对抗。不但是物质上，而且还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流行了几千年的政治观念与人际关系都要完全颠覆了。这个时候才真正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封闭性与顽固性。谭嗣同说：中国遭遇数千年未遇之变局。这种感叹正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遇到西洋文明的时候，算是遇到了强劲的敌手了。

             
以中国遇到西洋文明的鸦片战争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但是令人感叹的是，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人的价值追求方面，都几乎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百代皆行秦政制”。其实何止是政制，现代的高考与古代的科举考试简直可以一一对应起来看待。而现在的政治体制结构及权力产生方式则倒退到科举考试之前的“中正察举制”那里去了。连科举这道门槛也没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实并不过时。没有哪种文化遭遇此等巨大的变革，而仍然如此顽固地保持不变，或者外表作些改变，而核心里仍然是不变。从天不变道亦不变，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其实都为不变作了充分的借口。弄到最后，还是一往如前。铁打的朝廷，流水的姓。江山轮流坐，今年到我家。但是龙椅却始终存在。大家争夺的不过是那把交椅，但是没有人怀疑那样的龙椅是否放得恰当。

              
自孔老夫子开始，他的话就是充满了权威性及不容质疑性的。他的思想也许是系统的，可是记录下来的却是支离破碎的。不幸的是，这些支离破碎的思想及互相矛盾的片言只语，在统治中国的同时，也阉割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且使多少代中国人陷入愚昧而不自知。发明创造被权威性的圣人之言扼杀了，科举制度使这种有害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不断得到强化。最后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十分封闭而且异常保守的文化环境中。

直到五四时期，终于使一部分中国精英认识到西洋文明，其精髓乃在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思维与行为的方式方法。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中国人本来还有多种选择，但是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与专制性最终决定了，中国人仍然选择一种可以用来大一统及做成专制的思想观念。选择了一种极其懒惰的思维方法——辩证法教条。以为学会了那么简单的几句套语，就可以像昔日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一样，可以一劳永逸地永远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日本人学习西方的心得体会就是：“随时记下你那灵光闪现的想法”。仅从这一点上看，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不懒惰的民族学习智慧的文化之后的智慧之语。天下哪里有什么一劳永逸的思想方法。但是，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文明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圣人之言”的权威上的。“天不生仲尼，则万古长夜”，反映的正是这种惰性思想文化的特点。后来的“三民主义”、XXX主义、XXX思想、XXX理论，都是这种传统思维惯性的表现。虽然提法可以不同，但是文化的外壳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封闭性与惰性阻止了多样的选择性与尝试性，也扼杀多元思维的可能性。所以，日本在遇到西洋文明后，立即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其保守性与封闭性极其不利于其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来了一个“脱亚入欧”，当机立断就把这个曾经学习了两千年的老师抛弃了。

             
中国传统文化后来会选择辩证法教条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且强制性地以某种思想来统御整个社会，使中国人才短缺，创造乏力，智慧枯萎，体制僵化。这仍然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惯性所致。身在其中的中国人深受其害而不自觉，在思想文化领域不是强迫别人，就是被人强迫，不习惯于多元共存与自由选择及思想自由。而一个社会多元共存、自由选择及思想自由对社会文明的进步有多重要呢？这基本上说有这些则有创造，无这些则无创造。如果我们认定只有一种思想是真理，而且其权威性不容挑战，那么这后面其实蕴藏了一种什么可怕的理念呢？就是认为这个思想已经包涵了人类的一切真理，已经无需再作其他尝试与多元视角的反省了。那怕只是在思想观念上作一次思想试验，也是大逆不道的，是反动的，会被视为洪水猛兽。

中华民族的文明已经两千多年没有进步，对此我们难道不需要反思吗？是以那种当初偶然产生的思想作为最终标准呢，还是以现实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变化性作为标准呢？我们总不能老是说祭母文是好的，坏就坏在他家死错了人。其实哈耶克对一种不再前进的文明作了这样的描述：“一种文明之所以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进一步发展各种可能性已被完全试尽，而是因为人们根据其现有的知识成功地控制了其所有的行动及其当下的境势，以致于完全扼杀了促使新知识的出现的机会。”（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第39页，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版。）这段话其实很好地解释了中国二千多年来文明停止的原因，更为准确地解释了过去三十年时间里中国计划经济的极端萧条，及辩证法教条使我们的思想僵化懒惰，创造发明几乎完全灭绝的原因。

李敖:大陆无名流,知识分子全是垃圾!!

我为知识分子扬眉吐气

南都周刊：您曾经说过，五百年来，写白话文的第一名是您自己，现在您还坚持这个看法吗？

李敖：可以稍微客气一点，不讲500年，490年也可以！(哈哈)

南都周刊：在您的比较范围内，是否包括大陆的作家学者？

李敖：大陆的学者分为两类，一个是走科学的路子的，这就比较单纯，比较符合世界水准的。一个是走文学、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这条路的，这一批人，除了考古一部分的之外，头脑都不聪明。“文革”以后，大陆出现了所谓“伤痕文学”，“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所以一涉及这方面，越来越糟糕，因为老的还有“文革”情结。

南都周刊：您认为中文圈子里，还有没有文化大师？

李敖：有！我要照镜子就出现了！

南都周刊：您可以评价一下大陆的文化名流吗？

李敖：大陆没有文化名流，他们有时候会逃避现实！出现一些畅销书的作者，也许会有。可是那个在我眼里看起来不算。他们可能因此赚到一些钱，可是不能算是(文化名流)。像余秋雨，逃避现实，他有没有能力碰到一些核心问题，而不是光游山玩水，光写一些游记之类的文章？在我看来大陆的文化人都微不足道。

南都周刊：最近大陆的季羡林老先生，在最近面世的《病榻杂记》中辞谢“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您认为季老算不算文化大师？

李敖：他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中国有句老话：“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可是廖化后来怎么样？廖化投降了！你看三国志，70岁以后，阿斗先投降，先锋也投降了。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南都周刊：您头上的高帽子也挺多的，是不是想有一天也表示要“脱帽”？

李敖：我和他们不是一类的人！他们可能是学者，我不是！我是中国有史以来可以为“臭老九”扬眉吐气的人！哪个臭老九像我那么神气啊？臭老九给人的感觉不是寒酸就是死掉、穷困、投降，都是这些！我是中国有史以来为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唯一一个人！没有人像我一样，能够为知识分子爽！我自己心态也好，从来不生闷气，像我的老师殷海光，他是得胃癌死的！得胃癌什么原因呢？很大原因就是心理不愉快！他是哲学家、思想家，结果得了这个病死掉了，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死掉一样。这是不对的，他不该得这个病嘛！你当个思想家怎么可以想不通呢？所以我一直都保持一个很快乐的状态。

我希望我未来怎么死掉呢？我就想以后自己能够死于别人丈夫的枪下！(哈哈)

南都周刊：您在大陆很受欢迎，但也有一些大陆学者对您晚年的表现持批评的态度，这些反差是为什么呢？您自己是否有感受到？

李敖：我觉得那都是他们不懂，他们跟不上我的境界。(笑)就像易卜生那个小说(《人民公敌》 ——编者)里的斯多克芒医生一样，他是个先知者，等到你走到斯多克芒医生这个境界的时候，你找不到他了，因为他又往前走了。他比你走得远也比你走得快，这批人跟不上嘛！对我批评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可以鉴定这个人的头脑是属于哪一类的，可以鉴定他的文化水平，由他对我的批评可以做个很好的测验。

他们“做人成功，做文失败”

南都周刊：您对大陆年青一代的精神状态怎么看？

李敖：“文革”以后的年轻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应该是能够享受到他们从没享受到的安定和发展机会，现在他们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当这个社会越来越上轨道的时候，兴风作浪的机会就愈来愈少。像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一个人苦闷的时候要有很多选择，其中一个选择就是做海盗，海盗也是一种非常快乐的生活。现代人哪有那么多机会可以自己选择？当整个社会都进入体制化里面，而个人的特色都很难显示出来，都被埋没掉了。

南都周刊：您觉得台湾的文化人与大陆的文化人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李敖：所受的遭遇不一样。可是，我认为他们水准都不行，都是一类的。台湾的文化是受了国民党文化的影响，大陆有那种文艺团体由政府来控制，台湾也有中国文艺协会，也是被控制的。这批跟着国民党走的人，我曾经讲他们：“做人成功，做文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互相捧，你捧我，我捧你，像余光中这些人，余光中还算有些散文写得还好的。

可是你不进入这个核心，你就没有机会了！典型的例子，例如：台湾的联合报，联合副刊，过去都被(国民党)政治工作人员所垄断，别人都没有机会，所以台湾这些人在我看来，没有特立独行的人，可是又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在救国。

我的一个好朋友做过国民党时期的台湾“外交部次长”，也是“驻南非大使”，他从南非回来时已经80岁了，他当时送了一个很好的象牙给我，他告诉我，他一直打从心里佩服我，却不敢和我来往，因为得好好做官，但他见我时已经80岁了，他说：“我现在已经不当‘大使’了，所以我要把我对你的崇拜之情(表达出来)，送一个礼物给你！”他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们分不清自己保护的是国家还是蒋家的天下。他们根本不敢问，问了之后怕自己会很失落。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这五大信念，都没有了！他会失落。

南都周刊：您曾经说过女人不该搞政治，而您最欣赏的女人陈文茜却骄傲地说自己搞政治比您成功，您怎么看呢？

李敖：女人搞政治成功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我搞女人成功才有意义！(哈哈)

陈文茜他们都算失败的，他们都是靠民进党起家的，她当时做民进党的文宣部长，台湾的“废省”和她是有关系的。当时民进党的党主席许信良和李登辉是有秘密交易的，“夜奔敌营”这个典故就是说她和许信良的。台湾变得沉沦，陈文茜要负一部分责任。

台湾没有一个搞政治很优秀的人才！这里面有累积的效果，不像北洋时代那批人，因为他们看过清朝时代的那些官，至少他们有官的样子，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大人物。

台湾的官长得都像老鼠一样，我骂国民党的官都是人面兽心，民进党的官都是兽面兽心，长得都和贼一样，样子不成样子。

南都周刊：您前年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经说过北大变孬了。依您的意思，并非单单针对北大的领导，而是指向北大背后的某些人。对此，您是否有更详细的说法？

李敖：这样说起来，应该说全体都要负责任。那些领导还在领导你，而你又拿他没办法，这就证明你孬嘛！我们要用改变的方法去对抗阻碍我们发展的势力，要有技巧地去对抗它。

我很看不惯大陆人有很多人带有那种酸气，孟子说过：“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讲话酸溜溜的还怨天尤人，我觉得这种人是最没出息的。但这种人在大陆比例还极高。

要看到西方的长处和精华

自2003年从捷克总统位置卸任后，瓦茨拉夫·哈维尔并没有选择沉寂。今天，这位70岁的老人依然活跃于世界政坛，他对人权问题依然直言不讳，他也关注着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态度。

　　近来，哈维尔应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之邀担任驻校艺术家七周；而美国纽约外百老汇剧院也正在举行一个名为“哈维尔节”的活动，上演哈维尔的18部经典荒诞剧。在此期间，哈维尔接受了美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他谈起了伊拉克战争，人权问题，当然，还有他的“老本行”——荒诞剧。
　　
　　“在屠杀发生前，国际社会有权进行干预，在这种时候，任何漠然都是无法容忍的。比如1938－1939年的德国，当时如果有外力介入，也许就能拯救无数条生命。”
　　　　
　　他既是纳尔逊·曼德拉，也是阿瑟·米勒(编者注:美国著名剧作家)。70岁的瓦茨拉夫·哈维尔拥有两个身份:他是捷克前总统，他还是一位名声显赫的剧作家。于是，他在接受《新闻周刊》的记者卡伦·史密斯采访时，不时蹦出精辟妙语，他说“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靠外力植入的”，他还说“随着媒体的力量逐渐强大，出现优秀执政者的几率正在降低，因为人们更关心的是政治家的发型、穿着，而不是他的纲领”。
　　
　　关于伊拉克

　　“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靠外力植入的”

　　记者:上世纪60年代末，你曾首次造访纽约，当时你就参加了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在你看来，现在的伊拉克战争与当时的越战是否有相似之处？

　　哈维尔:我一直相信，在屠杀发生前，国际社会有权进行干预，在这种时候，任何漠然都是无法容忍的。我可以举例说明，比如1938－1939年的德国，当时如果有外力介入，也许就能拯救无数条生命。当然，当时的情况与伊拉克战争并不相似。

　　在伊拉克的问题上，选择开战的时机十分可疑，而且关于被藏起来的大杀伤力武器的解释一直无法让人信服。

　　记者:美国总统布什不时提到，他要向阿拉伯世界输出民主。根据你在“天鹅绒革命”中的经验，你是否相信“依靠外力植入民主”的这种说法？

　　哈维尔:在我看来，“依靠外力植入民主”根本就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措辞，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靠外力植入的，甚至民选政府也可能滋生邪恶，比如众所周知的希特勒政府。回到伊拉克的问题，现在的目标应该是如何拯救数十万伊拉克人的生命，而不是致力于创建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体系。关键是，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用创建新政治制度的借口来发动战争，只有伊拉克人才有权决定他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伊拉克目前的窘境是早就可以预见的，我认为，美国早就应该从伊拉克撤军，他们现在撤军也还来得及。
　　
　　关于反恐

　　“真理和道德感远比武器更强大”

　　记者:你曾说过，美国的民权运动、妇女运动都曾给了你许多灵感，你也把美国当成自由的标志。那么，美国的反恐行动，例如通过“爱国者法案”，是否会影响到你对美国自由的这种判断呢？

　　哈维尔:我的确曾说过，我曾为美国给予的容忍而心醉。美国人对自由的热爱是无与伦比的，每三栋住宅中就有一户在门口悬挂着国旗，他们还把国旗绣在衣服上。这有些滑稽，但这种爱国精神无处不在。我还记得马尔科姆·艾克斯(编者注:美国声望仅次于马丁·路德·金的黑人运动领袖，在1965年2月被暗杀)在一次海外旅行回国后说，尽管这里充满了烦扰，但美国依然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

　　记者:你曾说过，真理和道德感远比武器更强大。在今天的反恐战争中，这句话还适用吗？

　　哈维尔:我深信这个表述适用于全宇宙任何地方。我们应该把反恐战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进行分析。意识形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联系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类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想，而使人们轻易脱离现实。(恐怖主义鼓吹)进行自卫是一种强烈本能，于是提出更高层次的说法——自我献身，从而有了反恐战争。
　　
　　关于民主

　　“不再有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对立，世界正越来越美好”

　　记者: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在苏联推动改革，你是否认为“天鹅绒革命”依然有机会取得成功？在你看来，“天鹅绒革命”是否与今天某些集权国家中的社会运动有相似之处？

　　哈维尔:我并不认为这有可比之处。我只能说，在民主政治进程中，国际社会的关注十分重要，各种无政府组织、国际媒体的关注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支持方式。

　　今天依然有很多国家处于集权体制之下，而我认为过分强调宗教的影响力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实际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和平的。各种文化、宗教或文明领域的共存，它们的地位都是相等的，而且拥有同样的力量。

　　记者:上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全球由两极走向多极，所有人都对全世界的民主政治充满了乐观和憧憬。现在，这股自由风潮是否已经结束了？

　　哈维尔:随着两极世界的终结，邪恶也由集中变成了分散。我认为今天的世界正越来越美好，因为不再有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对立。今天的人们关注着更多问题，比如环境问题。同时，随着媒体的力量逐渐强大，出现优秀执政者的几率正在降低，人们更关心的是政治家的发型、穿着，而不是他的长期执政纲领，他的知识面和学识。同时，要想去创造一个全新的政治秩序、让少数派自由表达意见也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关于荒诞剧

　　“它的作用并不是说教，而是鼓励观众从中找到共鸣”

　　记者:去年10月，你曾与他人在《纽约时报》上联合发表文章，呼吁关注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你认为，为了切实保护朝鲜的民众，国际社会应该采取哪些步骤？

　　哈维尔:朝鲜的现状令人担忧，这个国家正在遭受饥荒，而政府预算还被军费开支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民众正处在忍饥挨饿中，所以我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那篇文章是在美国人权协会的协助下，由我和埃利·维瑟、凯吉·本德维科一起完成的。关键是，仅仅靠关闭一些核设施并不足以解决问题——政府大可以关闭A处，然后在B处重建。我曾见过朝鲜的一些民主人士，聆听他们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

　　记者:你被认为是荒诞剧的世界级大师。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戏剧方式去针砭时世，它会特别有效吗？

　　哈维尔:我并没有故意使剧本与政治联系起来，我的剧本讲述的是一些普通人的故事。荒诞剧的作用并不是说教——它仅仅只是提出问题，绝没有教诲人们该怎么做。荒诞剧没有否定一切，而是鼓励观众从中找到共鸣。 　　刘南
　　
　　第一主角

　　从剧作家到总统
　　
　　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对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评价是“老实人哈维尔”，而哈维尔对自己的评价是，“我仅是一个捷克的乡下佬”。

　　哈维尔出生于1936年10月5日。由于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哈维尔在1951年完成义务教育阶段课程后便因“政治背景”而无法进入高等教育学校，一直到1967年才完成戏剧学校的校外课程。

　　哈维尔自1955年便开始写作有关文学与剧作的文章，他用手中的笔针砭时弊，受到捷克官方的公开批判。1979年，哈维尔更被以“颠覆共和国”名义判处四年半的有期徒刑。在1989年捷克民主化后，于1990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1992年由于斯洛伐克独立，哈维尔辞去联邦总统一职；1993年哈维尔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并且于1998年连任。

　　哈维尔的代表作包括《乞丐的歌舞剧》、《无权力者的权力》、《给奥尔嘉的信》、《哈维尔自传》、《反符码》等。 　　综合
　　
　　名词解释

　　“天鹅绒革命”
　　
　　“天鹅绒”一词在俄语中含有“温柔、柔软”之意。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局发生剧变，群众成立民主议会，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推举著名异议人士、戏剧家哈维尔为总统。这场政变自始至终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有媒体形容它“有天鹅绒般的顺滑质感”。从此，人们把“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政变或革命称之为“天鹅绒革命”。
　　
　　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既有政治实务经验，又带有艺术家的美感和思想家的禀赋。　

捷克总统哈维尔:1990年新年致辞！

亲爱的同胞们：
    
      40 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个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却十分匮乏。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 72 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国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都来得更早。
      请允许我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在飞机上我抽点时间从窗口往外看。我看见斯洛伐那夫化工联合企业和紧挨着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区。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数十年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从他们乘坐的飞机窗口往外看一眼。缘此，甚至并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们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大声喊出，有权者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前政权，以其狂妄自和偏狭的意识形态，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它将那些有才华和有自主性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练地工作的人们，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这无非是慢慢地但却无情地磨损这个政权本身和其全部齿轮和螺丝钉。
      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我为什么说这些？ 如果把前 40年留下来的不幸遗产理解为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项遗产是我们对自己所犯下的一桩罪过。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能明白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为此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
      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会回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调整，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最近一个时期 ——尤其是过去 6周的和平革命 ——已经表明，在我们迫于环境不得不带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和公民水准。每当有人武断地声称我们将会这样或那样时，我总是提出社会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存在，仅仅相信出现在你面前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高兴我这话并没有说错。的确，这些逆来顺受的、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种巨大的力量，在数周之内，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枷锁，令世人瞩目和称奇。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制度下生活过的青年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 他们的父母—— 被认为是迷失的一代—— 是如何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议或指示的情况下，立刻领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人决不仅仅是这个实际世界的产物，而是能够将自身与某种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尽管这个实际世界试图一步步扼杀人们的这种能力；第二，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 ( 人们常常空洞地谈论它们) ，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价。许多人于 50年代死于狱中，不少人遭枪决；上千上百的人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大量有才华的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献身于民族荣誉的人，那些反抗极权主义的统治惨遭迫害的人，那些仅仅想保持自己本来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却蒙受不幸的人们，我们应当记取它们，记取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今天的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自主的法庭应当不受干扰地审查对种种迫害负有责任的人，使我们的过去真相大白。
      我们也应牢记其他的民族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贵的代价，其实也是间接地为我们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兰、东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罗马尼亚又发生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同样，苏联境内的各民族也曾抛洒热血，这些都不能忘记。首先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受苦和其他人类成员相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巨大的牺牲构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剧背景，也带来了苏联阵营内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们也构成了我们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没有苏联、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的变化，我们国家的情况也不会像这样。抑或即使改变，也不会拥有如此一个和平的进程。
      我们享有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事实，但并不是说在最近几周之内有人直接给我们提供援助。几百年来，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终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强国和强权的援助。在我看来，这构成了我们目前巨大的宝贵财富。其中包括了这样的希望，今后我们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带来的麻烦。现在依靠我们自身这个希望能否实现，我们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个新的历史姿态复苏，全看我们的努力了。
      自信并不是自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让我们把这种自信带进我们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带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自尊，恢复对于他人的尊敬和对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再成为一个附属国或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确，我们必须从别国那里接受和学习许多东西，但这必须是平等互助的那种关系。我们第一任总统写道： " 要耶稣，不要凯撒。" 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Chelcicky) 和科明纽斯(Comenius) 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马萨里克将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新恢复这个政治概念。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是人们表达为社会谋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对社会的欺骗或劫掠。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曾经是欧洲精神文化重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恢复到从前？如果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回报吗？
      那些从前危害我们的人—— 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 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
      我们将举行自由选举和自由竞选活动。让我们不要使得这项活动给我们和平革命的洁净面貌抹黑。不要因为我们变得纠缠于权力纷争而马上失去刚刚赢得的国际社会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务于社会的虚假名义下行个人私利之实。其实，现在是哪个党派、团体赢得选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将我们当中在道德、公民意识、政治专业方面最优秀的人推举出来，而不论他们的政治背景。我们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威望取决于我们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和稍候选择的代议机构。
      ……
      总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谈多做实事的人。不仅要从我乘坐的飞机窗户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经常出现在你们当中并耐心地倾听你们的声音。
      人们也许会询问我所梦想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面貌。请允许我回答：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人们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以伟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纽斯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第一次讲演的开头。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讲：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